经过三年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带来历史性机遇。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重新梳理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第一，“一带一路”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与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
近几十年，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坚持改革开放和互利共赢，经济增速持续领先世界，从上世纪70年代末人均GDP不足300美元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在2015年增至8000美元，并将于2020年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目标，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以上，从而顺利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承担全球性大国的责任，既身体力行，努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机制等国际机制中发挥重要和核心作用，又针对全球治理体系不尽合理的地方提出改革方案。
第二，“一带一路”是在全球治理领域出现思想混乱乃至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
这几十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经济治理模式已信誉扫地，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今年5月也公开撰文对此提出质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凸现出中国选择的、有别于西方经济模式的独特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政治机制体制保障经受住了历史考验。
第三，经济全球化进入负面因素积聚、“反全球化”思潮和力量上升的新时期提出的。所谓“反全球化”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方面是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得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上全球化带来的移民增多，都对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或者说“工人阶级”造成了就业和收入的双重冲击，而治理国家的精英们把自己裹在“象牙塔”里，完全无视普通百姓的疾苦和诉求，底层百姓对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终于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助推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势力在全球范围日益强盛，资本和技术的收益几十年来一直远高于劳动力收入。这种“剪刀差”导致一国内部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年复一年扩大，为民粹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泛滥提供土壤。随着民粹主义进入选举政治，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受到巨大影响。这不仅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还将直接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特朗普出奇获胜，英国公投脱欧，到如今法国、西班牙、丹麦、希腊等国激进政党在政坛影响扩大，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第四，这些年地缘政治冲突和干扰增多，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紧张、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所必需的“同舟共济”精神遭到削弱。国际社会希望能够找到各国合作的新思路和新路径，以缓解和消弭地缘政治的纠葛与冲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带一路”以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为依托，以中国发展和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可谓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创新全球治理跨区域、跨领域、跨意识形态的“全球公共产品”。
(作者是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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