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基于全球价值链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价值链无疑成为世界经济循环互动中尤为关键的链条。掌握了产业价值链核心环节的国家，不仅可以获取最优化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在未来价值链发展方向上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扮演着这一角色，并试图将这一竞争优势继续维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这一现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突出。
“工业4.0”时代下的全球价值链变革
以物联网、大数据、次世代网络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英国“工业2050”、法国“未来工业计划”以及日本“工业4.0”的引领下正式拉开了序幕。在“工业4.0”助力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一场以智能制造带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大潮被强力掀起。
诚然，“工业4.0”给整个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变革，而且还是生产分工形式和产业链整合方式的变革。它足以改变全球产业链条的供给生态，足以改变传统生产制造的理念和模式，足以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和终端用户的消费方式。在伴随着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被不断重塑时,全球价值链也因此而处于深刻的调整与变革中。
全球价值链的变革对国际分工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当“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时会形成所谓的“微笑曲线”。从设计、研发到制造、组装，再到营销和售后，在整个完整的产品链条当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核心的技术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因而其主要承担生产加工这一环节，因此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
然而，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国家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将由原来的国际贸易商品流动领域逐渐转向为产品的生产加工领域。当“工业4.0”不断推动着科技创新，变革着传统生产方式时，发达国家会陆续将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收回国内，例如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国家正在以“再工业化”战略来加速这一进程。这样的结果无疑将收窄发展中国家承接产品生产加工的空间，使得其原本拥有的产品生产加工链被选择性的分割，靠代工环节所赚的薄利被进一步流失，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效果被继续放大。
毋容置疑，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变革中没有积极的应对之策，那么其不仅会在这一轮国际分工中损失惨重，而且也从根本上丧失了奋起追赶的机会。
全球价值链竞争下“一带一路”国家的困境和挑战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最不发达国家，但多半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就业需求普遍旺盛，基础设施“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由于自身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因此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通过承接产业国际转移，依靠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价格、资源和环境成本优势，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始终扮演着加工者和代工者的角色。
当前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毋庸讳言，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产品的竞争、技术的竞争逐渐转变为价值链的竞争。如果抛开价值链谈个别产品的竞争，那么大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且还可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与欧美国家找到可竞争的空间。
然而，一旦从价值链层面进行比较，在当今国际产业链垂直型分工逐渐取代传统的水平型分工背景下，由于受制于初始分工及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在内无科技创新实力、外缺技术来源助力的情况下，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能无奈面对在全球产业链中被低端锁定的现实，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而无技所施。甚至还有个别国家早已被迫游离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难找身影。
让“中国制造”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这背后无疑是“中国制造”的强力支撑。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制造业则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低要素成本优势、高国民储蓄率、先进国家部分开放的技术来源以及国内巨大消费市场的共同营造下，中国成功的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期，借助德国的工艺、法国的设计、美国的商业模式实现了对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弯道追赶。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被誉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的基地。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和主导区域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企图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继续维持其掌控能力。其中制造业的回流对全球价值链区位布局影响深远，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同样形成了低端锁定的压力。面对这一形势，要想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智能制造”无意识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必选之路。
在加快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通过创新驱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来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华丽转身。智能化产品、生产管理过程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工业物联网的推广，将使得中国研发不仅有助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高位，也有助于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不再局限于提供加工和组装服务，而是更多的参与到高端技术的研发和核心设备的制造，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
毫不讳言，中国制造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断具备优势性附加值的创造能力。诸如在高铁、航天、装备制造业等领域上，中国获取增加值的能力尤为突出，并且其国内环节的增加值比重已经明显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以智能化、柔性化、高端化为方向的“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智能制造无疑成为中国传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的关键推力。
当前，中国正在构建利益共享的新型全球价值链，这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则是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最好机遇期。工业化进程各异、互补性较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参与中国主导构建的新型价值链时，将有助于加快其工业化发展，有助于其参与由“中国智造”所衍生和创造出来的新型“一带一路”产业链，进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借道追赶。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已经有30多个沿线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有超过20个国家与中国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不可否认，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暂时不具备自主发展智能制造的能力，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部分有条件的沿线国家可不断加强与中国的产业对接，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能力。从产业承接到加工模仿，再到未来的技术合作与共享，这一路径同样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上塑造核心竞争力。 （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田斌）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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