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入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立足自身实际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合作，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清晰的发展方向和独特的体制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技术、品牌、专利、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以资本为载体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相结合，跨国生产一体化不断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力发展出口贸易，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当时，尽管我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档次较低，难以打开国际市场。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开拓国际市场，我国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外资的流入带来了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出口高速增长。这是一种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要素合作型”发展模式，利用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快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难以流动、闲置浪费或低效使用的局面，创造了新的体制优势。于是，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其他资源要素也从生产率低的行业流向生产率高的行业。正是这种以开放引进先进要素、以改革动员存量要素的双重战略促进了要素集聚，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体制优势从两个方面强化了这种要素集聚型增长。一是从兴办经济特区开始，我国建立了一大批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园区等，与之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优惠等措施为内外资企业投资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二是在改革的推动下，各地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规划、优化政策、引进项目、服务企业，营造了有利的营商环境。
一个国家的开放发展水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而提升。“要素合作型”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加入了国际分工，但因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获得较低收益。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迫切需要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并形成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机制。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开启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进程，努力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增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优势。
今天，我国从引进外资开始的对外开放走到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阶段，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更大、空间更广阔。对外并购有利于我国企业利用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加快中国制造与国外品牌、营销网络的结合，推动制造业升级，带动国内产品出口。“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开放发展新阶段为促进世界合作共赢、共享发展机会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我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各类企业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走出去”，同沿线国家企业共同提升发展能力，进而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各国的合唱。这一全新的合作方式和要素流动模式，将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同志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我国开放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是由于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今天，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我国将在更高水平上融入经济全球化，拓展发展新空间。
（作者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幼文）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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