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6日讯（欧阳梦云 曹珊珊)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2月24日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以文化共识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演讲。以下为实录：
文化在“一带一路”所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价值末端，也是文化起点。我不提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话题。如果只一味地说“一带一路”的文化输出，就会引起其他国家、民族的反感，会被大家认为是用我们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接受。但是，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文化共识”？一个通俗的比喻，有些国际的通病，用西医的办法治了很久，没有治好，是否可以试试中医中药呢？也就是用中西医结合去根治后工业文明中的疾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是在完成中医药的输出，而是在解决共同的问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共识。
首先，“一带一路”是什么？它是全球的公共产品。是中国为当今世界提供的一个文化产品，这个产品绝不仅仅是指物理意义上的“一带一路”的恢复，它是更广阔空间的态度，是一种合作的默契，是一种价值的共赢。所以，全球的公共产品跟文化共识之间有什么关联？
中国人爱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仅仅是讲个人，也是在讲这个民族的态度。今天的天下，不再是指诸侯国，而是指全球。反全球化成为近两年的潮流，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本体，以自己文化逻辑的起点，形成跟国际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有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大国首先修炼的内功。我们如果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何谈以文化人？何谈跨越世界？
在“一带一路”中，大家一直在谈这三个方面，就是政治的互信、经济的融合和文化的包容。
经济融合是大家合作上最容易达到的，因为它有一种利益诉求。而政治互信是目前中国遇到的很大瓶颈。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由谁来搭桥？文化包容是一个很合适的通道。
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体现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也就是中国今天提出的“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如何强大、我们获得什么利益”，就像习主席讲到的欢迎“一带一路”上其他国家搭上我们的便利快车。这是什么？这就是这个公共产品到底有多大的延展性和活力能够成为一种建设。这个全球公共产品的成长，当然要寻求到滥觞之源，那就是在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差异化的前提下，找到文化的共识。
我们相信有一些价值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任何宗教中对于真、善、美的追求都是它稳定的核心。任何人性中，即使是跨域语言和国际，对于审美也有些共同的默契。而我们文化共识的起点，到底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就是我们价值共识的基础。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在今天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文化有一个观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什么是万物并育、道并行？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间断的四大文化圈的构成。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那些持久地存在、不间断，保持着再生的活力，在今天能发挥作用的，才叫文化体系。现有的四大文化体系非常稳定，第一就是欧洲文明体系，第二就是印度文明体系，第三是阿拉伯文明体系，第四是中华文明体系。按照地域来划分，第一个圈子在西方，后三个圈子都在中国。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这些文化圈得以生存的原因，它们内在的逻辑、核心信仰支撑上是不同的。欧洲文明的核心凝聚力是基督教信仰，印度文明的核心凝聚力是佛教信仰，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凝聚力是伊斯兰教信仰。也就是说，前三个文明圈都是以宗教信仰作为核心支撑的。这既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支撑，也是每一个公民的向心力所在。
但是，再看中国文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深入、稳定、持续的宗教信仰，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文化信仰。什么叫文化信仰？就是以伦理价值为核心的家邦文明，不同于前三个文化圈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城邦文明。什么叫做家邦？家邦伦理有那么大的凝聚力，能够替代宗教信仰吗？有时候，约定俗成是最能回答问题的。比如，看一看欧洲或者美国的朋友，他要摔一个杯子或者跟头，本能的是“oh，my god”，中国人说什么？中国人说“哎呀，我的妈呀”。当他们在呼唤神的时候，我们在呼唤伦理，我们呼唤的是我们稳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秩序感。除了喊“我的妈呀”，中国人还喊“哎呦，我的天呐”，中国人的天既是天理、天道，也是人与之呼应的天良。所以，讲天理、讲伦理构成了中国的文化信仰。
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忽略自己的文化信仰。也许对于这种信仰的怀疑和质疑只来自于今天都市化了的文明。对于农民来讲，中国伦理他们是笃信不疑的。因为天道就在农时里，谁也不敢伤天害理。
再看四大文明圈发展到今天内在的逻辑体系，中国文明是唯一以文化信仰作为核心价值保持持续发展的，某种意义上可能弥补了一些宗教信仰带来的冲突。
各位都讲到了关于冲突，关于秩序的重建，关于平衡发展，是“一带一路”上面对的最大的命题。冲突由什么产生呢？任何一个稳定的宗教信仰，如果没有内部的更新和调整，发展到极端，有潜在的原教旨冲突的危险。大家可以看到“伊斯兰国”在这三四年内引发的全球的恐慌，它的极端恐怖分子把原教旨冲突放大到了行为之中。基督教文明是大家普遍信仰、广泛接受的。但即使在《圣经》上也有“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凡沿着这条路走的人，就叫做正确的道路”这样的句子。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什么？是儒道释一体多元，从来不排他。中国人讲天地人合一。以儒家哲学修炼大地上的人际关系；以道家关系天人合一修炼自然中的生态；以佛教修心来反观人的自我成长。天地人的一体多元共同构成中国的哲学体系。中国的哲学体系从来不是单一的，不能说儒家哲学就是中国的全部哲学，也不能说道家哲学就是中国的全部哲学。多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撞激出火花，去粗取精，相互补充，这才成为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佛教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明信仰，但它进入中国以后蔚为大观。走到今天，在都市化过程中，有多少人喜欢禅意的生活？它已经变成一种生活美学，而不再强化其宗教意识。
从文化视角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是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构筑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中国人的简单表述就叫做“大同”。中国文明自古就有大同理想，大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的价值基础。用王阳明先生的话来讲“修天地万物一体之人”，这种融合的观念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文明，而成为人类的共享价值。
哪些哲学观点可以作为全球的文化共识，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的逻辑起点？
第一个共识就是儒家哲学的“和而不同”。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而不和”就是浅表的物理组合，因为它没有深度的化合反应。而“和而不同”就是大家保持着民族独立的个性和经济诉求，在文化包容的基础上，达到化学反应、深度融合。也就是说“和而不同”从文化理念到经济合作、到政治互信，都是“一带一路”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既使以原来的蓝图来看，“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涉及的地区、地貌和宗教信仰也是复杂的。更何况今天，“一带一路”的开放远远不止是原来的版图。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文化都在“一带一路”的线路之上。怎么样能够尊重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借力中国智慧，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是摆在“一带一路”面前最大的文化命题。任何经济的合作都可能使一单生意是暂时的，而政治的冲突随时可以此消彼涨，只有文化上的共融和互信是真正的基础。
所谓民心相通，其实是基于文化的。也就是价值观、道德判断的默契。如果宗教文明衍生到极端化，引发原教旨冲突，东方文明要提供解决的思路。
今天人类新型战争的转型，从原来简单的掠夺财富、扩张土地的战争越来越转化为一种精神信仰上的交织冲突，而冲突性思维在这个文明时代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愈发发觉了自己的重要性，尽可能在有限的资源中扩张，这同时引发了现在发展的不平衡。竭泽而渔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甚至饮鸩止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怎样去解决这样的冲突？怎样提供全球的思路？“和”是一种化合反应，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驱动。这是我们提供的第一个文化共识。
第二个文化共识来自中国的道家的“天人合一”。中国人为什么喊“我的天呐”？因为他笃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我们此时此刻这就是春雨经春青谷天未到惊蜇的时候。雨水的时候，天一生水，滋养万物。到惊蜇的时候，连虫子们都已经活过来了。人的生机活力难道不是跟着大地吗？今天的都市化，大家往往是人为地以高科技的异化设定了秩序感，以短视的眼前既得利益的最大化毁了公约数。以不同的文明解释，只守在自己的板块中忽略了他民族的意义。这一切都要交给文化来解决。
利益的联盟终究脆弱，而文化的沟通则连接人心。中国人，当然并不是指今天都市化了的中国人都有这份自觉。但是，在原来稳定的农耕民族中，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人人都是自然之子，这就是默契的信仰。中国人遇事就是“哎呦，我的天呐”，老跟孩子说“不干伤天害理”，人在做天在看，怕遭天谴，怕有报应。过去中国农民犯下的罪过远远不像今天都市文明中这么恶劣。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有天，天是什么？天不是鬼神，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和顺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天。春夏是张式，秋冬是敛式，张式和敛式的融合构成我们的节奏。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强调生态保护是重大的命题。生态的保护仅仅是为了当下吗？如果我们强调人类对于地球的未来责任，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价值共识，以“天人合一”作为基本视角，告别盲目不平衡的持续发展，进行本体化的发展。我们总说用中医的思路治治国际通病。一位老中医曾经跟我说过“中医，中医，不是中国之医，而是中庸之医”。这句话说出了中医的本质。我们都听说过上病下治、前病后治、左病右治、冬病夏治。中医把一个人看作小宇宙，人头顶上有诸阳之汇百会穴，脚底踩着涌泉，天接火、地接水的胸怀，这个理论能否用于治理过于支离破碎、被手术挖了很多坑、很多穴的现代国际通病呢？我们可以探讨。
第三个共识就是义利之辨。中国人的回答说义利观，叫做“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看看中国人的智慧多么高，并不是说趋义避利，并不是以义商利，最高境界是以义为利，最大的道义本身也是利义。道义和利益能不能融合？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豪奢到四处去布施，我们要共谋发展，但是有道德底线的。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重利轻义、先利后义、取利有道，这是从道德思想到行为准则的规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道。中国的道字写得好，里面是首，外面是走之，脑袋决定着道理，脑袋决定着道路，这个首就辨停了中国的义利观。今天的国际社会，大多认为取利就必须舍义，取利就必须伤及道义。但是，中国以义为利的观念给了我们另一种思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越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就越会有道义，越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我们以尊重表达诚意，以实力去彰显我们的话语权。人既要有尊重，但绝不卑微。人要有实力，但绝不称霸。这是中国的态度，这是建立在我们的义利观基础上的。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不同的经济基础、环境，包括宗教信仰，是有共同利益点的。当然，它也有巨大的差异性。如何在差异性里面越过简单的经济合作，在文化共生上寻找更多的交汇点？这是我们希望以一个新加盟的智库去关注的核心问题。寻找交汇点，并且把它提炼出来，在以义为利的合作基础上，彰显道义，共赢利益。
最后一点是“知行合一”。我们刚刚提到来自不同的观点，“和而不同”是孔子的观念，“天人合一”是从《周易》到《道德经》的观念，义利之辨是从孟子就开始争论的问题，一直到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提出的“知行合一，止于至善”。今天智库的联盟，并不是说智慧止于头脑风暴，智慧本身就是行动力，智慧本身就是生产力，智慧本身就是效率。所以，怎样才能让观念共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两千多年来，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太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这里面有什么是可以在今天激活的？我们就怕把沿途的历史记忆变成了化石，变成了后世去瞻仰的写在教科书里、挂在博物馆里的符号。文化，是文而化之。要活在当下，才能够激活知行合一。我们不能弄成两张皮，说中国很古老，我们把过去叫做典雅的文明，你就只能观赏。把今天叫做活跃的经济，你就只能做买卖。这就把我们的文明体系本身割裂了。想要让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都活在当下，就需要文化的创新。只有通过创新的方式，以及有效的传播策略才能完成。不是单一的推销自己的产品，而是完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有效的营销。推销是先产后销的，营销是以销定产的。我们的传播也要完成营销，才能够唤醒“一带一路”共同的文化认知。
我一直在呼吁“一带一路”要唤醒共同的文化认知。不要单纯地说中国文化的输出，谁过分强调了本体都会招至别人的反感，谁强调了共同利益都是一种宽厚的共识基础。在命运共同体里，激活多元文化基因、彰显更多正向价值，这是中国真正打造的名声和形像。大国的担当和气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的，她一定会以文化作为自己深厚的自信来完成文而化之的历史使命。
《周易》上讲“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首先要观察自然，看到春风浩荡。第二个维度是观人文，看到文化百态，最后再看“一带一路”有什么文化共识，化成天下。政治的互信、文化的共融达成了“一带一路”的紧密合作。人文交流，加强情感、民心相通、沟通心灵是软实力。中国既有自己的资金，也有自己的军事，在外交上有说话的底气。同时，我们也有民间以化育自己的百姓为前提而达到的国际共识。刚与柔并济、交融互惠，这是阴阳平衡，中国哲学最大的命题。只有在眼下的经济合作和长远的文化理解基础上，能够解决政治互信的问题。
以文化人，民心相通，这是文化共识可以提供给“一带一路”研究的要素。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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