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投资蒙古国多座水电站项目，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全力反对，其理由是：修建水坝会对俄贝加尔湖的生态产生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贝加尔湖干涸。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全球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制定一套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治理规则，按规则调节处理“一带一路”体系内的利益，让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经济组织，是提高“一带一路”动作效率的前提条件。
说到全球性治理规则，就不能不说到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后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1947年，GATT由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世界经济贸易的秩序初步形成。很多经贸纠纷都在这个框架内得到了解决，这也促进了一些国家的内部改革。
1994年4月，WTO取代GATT成为更具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互惠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基本原则的确立，促进了世界贸易的规范有序发展。但是，WTO框架也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不公平决策和“密室会议”。一些问题在小团体内讨论并达成协议，而一些国家被排除在“密室会议”之外，便会导致其拒绝承认最后的决议，并由此造成许多决议失败。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种逆全球化潮流。由于发达国家不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变得更加脆弱。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先是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随后，在3月初发布的首份贸易政策年报中又宣称：为了解决贸易争端，必要时将不受制于WTO的裁决。试图以美国国内法调节全球贸易格局和争端，是美国的一贯设想，特朗普将其纲领化，这让原来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规则，出现了摇摆和震荡。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是大势所趋。
经济全球化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中国非常有必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和其他相关国家一起，制造一把便利好用的“瑞士军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很复杂，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居多。各个国家在法律体系、市场准入、行业监管、金融税收安排、进出口管理、环境保护、劳工保护以及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的规定各有不同。如果不能形成共识，制定对所有成员有约束力的规则，以维持“一带一路”范围内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会面临诸多风险。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所遇到的困境，不是个例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规则，以及一个有权威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和以往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不同，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应当更加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更加充分地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四个共同”的主张，应当成为建立新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
从2013年最初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到如今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已经具备了国际组织的雏形。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把“一带一路”作为试验田，探索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并不是为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捞钱”，而是把“一带一路”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当做最终回报。制定“一带一路”治理规则，是为了框架内所有国家的利益，要形成多边利益机制，对于“一带一路”框架内双边贸易、多边贸易都要形成有权威性的制约。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减少投资和贸易中的风险，促进投资及贸易的活跃和繁荣。
缺乏规则和规则意识，是“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在高铁项目中，面对白热化的竞争，各国企业竞相压价，导致已经签约的国家不断撕毁合约。从长期看，这种对于规则的破坏，会严重损害项目所在国的信用，而一个“无信用”政府将损失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利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机制的设计，应当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退化的风险。作为全球化的新生力量，“一带一路”正以其旺盛的活力，让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生机和繁荣。在旧体系和旧规则的裂缝上，将生长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系、新规则。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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