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研究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此后，“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一直被践行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众多领域。能源开发、信息技术、交通建设、医疗项目等方面的投资与合作在沿线国家遍地开花。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扩大对外传播，值得思考。

一部影视作品必然反映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某一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特定人群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影视作品必然会显现某种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某种文化的印记，并受其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在世界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影视艺术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的助推器。因此，我们要从多角度分析和审视目前中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借着“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春风，打开中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局面。

一、中国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现状

电影对外传播现状

中国电影近年来在国内的发展可谓势如雨后春笋。以2010年—2015年中国电影发行及票房数据为例，2015年全国生产故事影片686部，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160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440.69亿元，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338亿元。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电影开始具备向外输出的实力。

然而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无处不在，中国电影正遭遇被边缘化的困境，表现出外冷内热的状态。以2015年为例，440亿元的全年总票房中，国产电影票房为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而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收入仅为27.7亿元，占总票房的6%。

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外销电影有以下三个现象：首先是票房少，第二是收入连续增长少，第三是进入主流院线的中国电影少。纵观我国每年对外输送的电影，武侠题材影片大行其道，如《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宫廷内尔虞我诈、兄弟残杀等内容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惯用内容，重复空洞，不能满足受众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需求。这些作品未能对中国当今的发展风貌作出全面的描绘，对外传播的只是不断积聚的单一肤浅的中国影像，传播效果甚微。这并不能让外国观众形成对中国的确切印象，也无法理解画面背后的文化底蕴。这类重形式制作而轻内容的现象在我国影视作品中占较大比重，即过分追求古典元素的堆积和画面的壮观，缺失了对文化与历史的深度挖掘与精心提炼。

电视剧对外传播现状

作为世界最大电视剧生产国，我国每年制作的电视剧超过1.5万集，但海外销售额还不足国内销售额的5％。另外，购买我国电视剧的国家和地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各国，而欧洲、北美地区的买家寥寥无几。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的华人受众是我国电视剧的主要观看群体，约占出口电视剧受众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

《甄嬛传》和《琅琊榜》是近年来走出国门较为成功的历史题材剧。2013年初，《甄嬛传》被韩国CH-INGTV引进播出，同时段超过国家台KBS的收视。2013年6月18日，日本BS富士台将剧名改为《后宫争权女》后在日本首播，仅开播一周就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打破了韩剧独霸日本海外剧市场的局面。《琅琊榜》不仅在国内创下了高收视率，而且内地首播还未结束，海外便开始争相购买播出权。自2015年9月21日起，《琅琊榜》已在北美、韩国等地播出，并陆续登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但客观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在走出国门的征途上仍然任重道远。“华剧”在国外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远没有“韩流”和美剧那般广泛。即便是受《甄嬛传》的影响，国外掀起了一股“中国电视剧热”，却也未能形成持续强劲的“华流”浪潮。除此之外，中国电视剧精品还不够多，跟风、媚俗、娱乐化现象不容忽视。

二、中国影视作品对外输出障碍分析

文化差异导致解码“折扣”。影视作品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文化底蕴、景观风貌的集中体现。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作为东方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外传播的文化多显得含蓄而婉转，同时中国古典美学讲究的是“意境”与“和谐”，而西方社会沟通交流则直爽且直言不讳。因此，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文化复杂难以触碰，甚至披着一层玄幻的神秘面纱。而当文化发生碰撞时，常常会造成各种误解和矛盾。

伴随而来的就是文化解码困难的尴尬处境。历史背景的贯通梳理问题、思维方式的差异问题是中国影视作品境外遇冷的一个基本原因。

西方文化偏见导致文化“误读”。在过去的影像记忆中，经济的滞后发展、文化的弱势传播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给中国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在观影中，西方世界习惯性地将中国形象程式化，带着歧视与偏见，也带着强势语境下的傲慢。对待影视片中揭示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和展现中国社会繁荣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作品，他们有选择地接收——热衷于观看揭示和暴露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而对于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选择漠视。

有的电影往往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性与道德滞后的相关社会问题，这类电影在国内票房惨淡，入不敷出，但是在国际电影节中却频频获奖。这正是因为西方社会企图看到一个充满矛盾与问题的中国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解读充满了偏见与误读。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中国电影人的关注和深思。

内容偏好差异导致商业价值“缺失”。不同地区受众喜好的影视作品内容大不相同。由于日韩地区跟我国文化相近，热衷于引进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视作品。而欧美地区的受众则比较热衷于观看武侠类的作品，他们对中国的感知仍然主要停留在极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功夫片上。

虽然我国国内的影视市场发展迅猛，但是一些在国内大卖的影片和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走出国门后，成绩却并不理想。一些与国外合作拍摄的影片，虽然能够获得一定收益，但大多是古装武侠题材，内容雷同、结构单一，不免会让国外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使影视作品走出去难度加大。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策略

新的传播条件和传播格局使得信息流动已经无法被人为阻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应认识当前对外传播现状，破除刻板印象，“对症下药”，促进我国影视作品对外传播走向成熟。

视听作品先行，突围文化逆差。与印刷作品相比，影视作品因其直观、感性、开放与可译等特征更容易进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影视艺术作品可以借助其视听元素，更加有效地向国外观众展现中国的国家风貌与社会生活，构建中华民族的审美形象与文化框架，传达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核，传递中国态度与中国价值。

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具有艺术综合性、视听独特性，在审美上具有日常性、生活性、大众性、故事性和世俗性，在叙事上具有戏剧性、矛盾性和延宕性。它将电子技术与视听技术相结合，创造性地吸收了其他诸多艺术形式的长处，这些都意味着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影视作品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视艺术优势，从内容到形式获得海内外观众的接受、理解和认可，真正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力军。

周边先行，关注日韩。“一带一路”比古“丝绸之路”的范围更广，周边先行的原因在于地理与文化两个方面。地理层面来看，周边国家和地区邻近中国，交通便利，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地缘基础。文化层面来看，历史上周边比如日韩两国自古以来便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通过学习、借鉴、吸收中华文化，与本国原有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华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已成为不少周边国家特别是日韩两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因此，中国文化同日韩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日韩两国与我国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学习汉语的民众逐渐增多，看中国影视作品成为汉语爱好者与学习者的重要练习途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文化理解、语言理解还是收看条件上，中国影视作品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在日韩两国都早已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影视作品不仅是商品，也是承载特定人群特殊文化经验的载体。东亚各国华侨，尤其是日韩两国的华侨，在通过观看中国影视作品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能将合适的中国影视作品乃至蕴含其间的中国文化，通过日常交流等潜移默化的方式辐射到该国居民中去。

树立中国风格，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上，对外传播影视作品要体现中国特色，树立中国风格。影视作品获得良好口碑的原因可能是制作的精良，但是影视作品最终能征服受众的关键点却是内容的高质量。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确立中国影视作品的地位，稳稳抓住这片尚未全面开发的市场，影视作品的内容一定要形成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风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结合近几年中国出口海外的影视作品来看，我们可以在内容上进行两方面的探索。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文化内核，比如武侠、历史事件和人物、神话传说等，这些都富含中国特有的历史底蕴。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面性、多样化的综合体，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变化等议题，都可以成为影视剧创作的参考题材。

手段途径数字化，展开广阔舞台。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开拓全新多平台的“数字丝绸之路”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数字技术的飞跃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以此为依托的影视作品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处理简化其传播过程，不再单纯依靠磁带、录像带等物质载体，传播更加便捷与开放，这些数字化的手段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影视作品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更高的市场覆盖率。

影视作品的数字化对外传播有赖于多平台联动。其中，网络平台因其集多个平台于一身的特征和非线性传播的特性，成为重要传播途径。实际上，目前相当一批内容精彩的中国影视作品，因播放平台与渠道的缺乏，严重阻碍了自身的对外传播。当前，我国影视作品创作团队应当充分考虑国内外观众的需求，利用网络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我国的影视作品送到更多国外受众面前，从而扩展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影视部级社科研究基金项目GD1635《“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广播影视对外传播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系201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2016-GMB-033《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1.黄会林，朱政等，《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2.拉里·A·萨默瓦等，《跨文化传播（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作者简介：刘娜，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山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

责编：周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