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从经济全球化问题切入，提出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却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
了解和参与世界经贸规则变化调整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进程，这对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融入世界市场并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尤为重要。
国际经贸规则演进历程
全球经济治理颇有影响的国际贸易惯例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国际法协会于1928年在波兰华沙制定了CIF买卖合同的统一规则，共22条称为《1928年华沙规则》。此后，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国际社会认识到各国之间存在经济、贸易关系上的矛盾，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作为调节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三大支柱。
1946年，美国草拟《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提请联合国理事会通过，形成《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雏形，将贸易谈判和关税减让的条款具体化，GATT主要处理和解决货物贸易的纠纷和争端。9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需要更广阔平台，贸易的方式和内容范围也更加广泛，对国际经贸规则起主导作用的是1994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了GATT，拥有160个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7%。在GATT基础上，WTO除了货物贸易，还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等领域，在全球贸易推动中起着核心作用。尤其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系统改革的推动作用很大，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然而多哈贸易规则谈判的失败，使得进入21世纪后WTO的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现有经贸规则跟不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其必然结果是更高级规则的建立。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在WTO之外，推行跨太平洋(4.690, 0.04, 0.86%)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超越WTO规范的全面性经贸自由化网络。“TPP”是标志性贸易规则协定，协定的30个章节已经披露，除了关税、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之外，TPP还涵盖技术贸易壁垒、绿色增长、劳工保护、食品安全、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多个领域。
从GATT以来到WTO成立，消减关税壁垒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但是绿色贸易壁垒、新型技术贸易壁垒等形式的壁垒越来越复杂，因此针对环境、劳工待遇公平贸易以及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等提高了难度，这些规则本身也对中国未来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虽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上台后称TPP将停滞，美国政府将只关注美国利益、保护美国就业，但是由于多哈谈判搁置，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谈判未能跟上全球价值链发展对新规则要求的趋势，为填补国际电子商务、互联网交易、新型服务贸易等的空白，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大增，尤其是亚太地区产生近100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14日表示中国在考虑接手TPP。当前世界经贸规则动态变化的需求和走势必须引起中国的重视和积极应对，参与国际规则的调整和机制设计。
“一带一路”的挑战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建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信贷资金，通过组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贸易、投资和金融需求，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扩大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然而，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操作层面存在不少困难，我们的规则机制设计还不够全面，需要进一步完善，这可以从发达国家国际规则设计中得到一些借鉴经验。比如，在跨境贸易和服务方面，TPP条款第10条规定各缔约方允许跨境服务相关资金免费转账，而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很多投资存在着当地挣钱却寄不回来的情况，如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实行限额管理，需要在规则层面加强规范设计；再比如，在环境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鼓励绿色投资，尽力避免工业化国家所必然经历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从1952年英国伦敦的雾霾事件致4700人死亡，到日本1955年工业气体污染1246人丧生，再到印度新德里2014年PM10已经达到每立方米400的高浓度，和中国北京2015一年中有179天处在雾霾中，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具有极大的负外部性，需要制定明确的规则加以规范，如TPP条款第20条中规定的打击非法贸易，禁止某些渔业补贴，保护环境的相关法律法规。
此外，在透明度与反腐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有些低收入国家政府更迭频繁，我们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又需要较长的周期，很多情况下与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巨大，TPP第26、27、28条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则，确保国家法律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监督落实执行并有相应报复措施。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大博弈在全面展开，中国要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掌握国际经贸规则，成为多边贸易协调中的重要平衡力量。
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难以进展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签署自贸协定的趋势加快，各国调整贸易策略，寻求新的制度安排，尽管在局部领域受政治冲击影响，全球化陷入调整的波动期，从危机以来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演化过程实践来看，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新问题，规则创新与制度改革是市场的基本方向。
中国的内外战略选择
在国内层面，中国要进一步重视自身的内部市场，推动改革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规则设计也需进一步完善。首先在创新知识产权服务方面，广东自贸区正在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开展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金试点，启动风险补偿机制，对自贸区的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重点支持，其他自贸区启动较慢，发展迟缓。其次，各个自贸区金融机构的积极布局及体系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银行、保险、券商、融资租赁等持牌机构入驻，但是其他金融细则如资本账户体系、提高对外放款比例、人民币跨境租赁资产转让和涉及间接投资资本流出等未能真正落地，金融改革进程和取得的成效相对缓慢。最后，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促进投资开放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例如，负面清单对于外商投资旅游、拍卖等领域是允许的，但项目审批、落地仍按原有关规定执行，制度设计的很多标准急需和国际一系列多边或双边谈判新规则对接，需要系统总结推出国际经贸合作新规则、新模式，为我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合作新规则累积新经验。
国际层面，在世界经济形势巨变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了解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动态演化进程，与时俱进加强中国对外和对内的战略部署，学习借鉴先进的规则标准，加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世界经济治理的力量，促进国内的相关改革并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可以将对外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内推行的自贸试验区改革有机结合，例如自贸试验区已经总结完善的海关贸易便捷化模式方面，可以推广到与21世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关、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等方面合作与政策交流的新模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合作的新模式等。
部分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为了赢得选民的选票而放弃了经济长期发展利益，使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但是适应贸易发展的世界经贸规则不可能后退或停滞不前，适应、完善和改革国际贸易规则成为世界经贸格局调整的重要内容和必修课，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和主动权是必然趋势。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孙瑾）
责编：周秋田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