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子就提出“故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勿曰不同生，勿曰不同乡，勿曰不同国”等先进理念。当代中国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优良传统，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新世纪以来，国内外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认为中国迅速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开始越来越多的履行大国责任。
特别是近三年多来，中国主动提出并高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相继主办亚信会议、亚太经合组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主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金砖峰会，积极推进国际气候治理，主动承担国际发展合作责任，创新发展观、安全观和义利观，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亚洲安全观等，从体制机制到价值观念，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共同产品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其中，尤以“一带一路”倡议最为明显，或全面开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新模式。
一是规模巨大。从中国角度看，”一带一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提出的规模最大的对外经济合作倡议，是对中国过去近40年来对外经济合作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再塑造，其复杂程度超越了我们以往所开展的各类经济技术输出或引进。从全球角度看，“一带一路”是冷战后单一国家提出的最大规模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四个大洲、超过100国家和国际组织，人口超过43亿，经济总产出逾21万亿美元。目前，“一带一路”可用的公共资金计近3000亿美元，远超过冷战后发达国家推出的许多合作计划，也超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大部分计划，甚至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份额（4768亿特别提款权单位）。
仅看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就达6.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0.6%。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0.7%；进口2.4万亿元，增长0.5%。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为1260亿美元，增长36%。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5%。我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涉及多个领域，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二是高度开放。“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倡导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立场高度一致。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一道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人为制造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并积极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愿景与行动》文件也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对外开放，也是对内开放，将推动实现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相互开放的水平，以此实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入，并担负更大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三是结构创新。从合作理念、相互关系、框架思路和合作重点等方面来看，“一带一路”的结构创新十分明显。首先，“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其中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沿线各国、各民族在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原则性指引，是理念层面的重要公共产品。其次，共建原则中的“共”字不仅是各国与中国，也是沿线各国之间相互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倡导者，实际上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为各国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乃至政策与政治支持，推动各方共同实现互联互通的宏大目标。这个公共产品不是中国一家，而是各国共同提供。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列为合作重点，充分表明其综合性和系统性特征，具有划时代性质，其将产生前所未有的规模效应。
整体看，“一带一路”倡议这项公共产品具有足够大的体量、足够开放的结构和足够灵活的机制，不仅是对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大促进，也是整个国际发展合作历程的一次重要飞越，将整个国际发展合作抬升到一个全新层次上，这也是中国对国际治理的重大贡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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