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从国家到地方的文化战略上来看,强化文化是重要的力量,您是如何看的?
徐静: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彰显文化的力量。“一带一路”倡议并实施3年多来,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建立,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交流不畅依然存在。坚持文化先行,正日益成为共识。“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政治上互尊互信,也需要经济上互利互惠,更需要文化上互学互鉴。文化是凝聚“一带一路”共同利益的“黏合剂”,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润滑剂”,推进“一带一路”持久建设的“助推器”。
在未来一段时间,应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沿线和相关国家在文化领域互学互鉴,最终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大局。《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推出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就了路线图,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正在承担起应有的角色,也必将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
主持人:从历史的视野出发,我国古代交通与区域、国家及民族之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结构?学者的研究是如何呈现这样一幅过去时光里的往来情境的?
赵旭东:我们可以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世界各民族的世界性民族走廊概念。“一带一路”有其历史根源,是以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础确定的线路。在古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不断沟通、碰撞与交融,海外文明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则在沿线国家与地区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了当地文明的发展。
“一带一路”隐含着互惠的概念,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与发展,现今我们有必要将过去那种互惠观念的文化无意识转变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即一种建立在个体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觉。
杨志强:从历史文化渊源看,大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交往历史悠久。唐宋以前,有“南方丝绸之路”古商道沟通彼此,走向与今天的成昆铁路基本重合；元代以后,又打通了“古苗疆走廊”,东起湖广(湖南、湖北),中间顺着断续绵延的苗岭山脉,西至云南昆明,走向与今天湘黔滇铁路基本重合。这条古驿道开通以后,明代开始在沿线密集设置卫所,从内地调遣大量的汉族“屯军”沿线驻守,所以也可以称为典型的“国家走廊”；它也是元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交往的一条著名的国际陆路通道,自开通700多年来,这条驿道上行客熙攘,络绎不绝,基本保持着通畅。明代贵州建省,就直接与这条国际大通道和国家统一有重要关系。这条大通道沿线人口密集、地域相连、经济互补,具有深厚的“民心相通”的社会文化基础。抗战期间,在这条古驿道基础上修筑的“抗战公路”,成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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