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应抓住当前中日经贸关系改善的难得机遇，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两国新的大投资、大合作时代的尽快到来。
近日，笔者在日本访问期间，与日本经济产业省、财务省、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野村证券、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经产省经济产业研究所、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东京大学、东京电机大学等多家官产学机构及其学者，就全球化、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日经贸合作、中日韩自贸区等广泛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沟通。
众多日本政商学界有识之士均较为乐观地认为，与仍在黑暗隧道中徘徊的两国政治关系相比，中日经贸关系改善的积极迹象和苗头越来越明显、闪光点越来越多，中日开启新一轮经贸领域合作的时机已经到来。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应抓住当前中日经贸关系改善的难得机遇，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两国新的大投资、大合作时代的尽快到来。
第一，携手开拓“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扩大双方在优势互补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推进升级版的经济全球化。
近期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件是，日本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尽管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接受正在经历一个比较艰难的转变过程，但在日本民间，对于“丝绸之路”这一源自历史的概念一直有着很好的认同，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度较高。目前日本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和关注正越来越多，吸引力正越来越强。
中国政府推动相关各方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显然有利于沿线国家改善其基础设施，这对于沿线众多资源出口国提高长期经济竞争力大有好处，有助于这些国家逐步由初级产品出口国向制造业国家转变，逐步改变对初级产品出口过度依赖的经济结构。同时，当前世界发展极度不平衡，有些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是过剩的，在很多国家却是短缺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日都应鼓励各自国内企业更多地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且联手开拓第三方市场，利用日本多年来积累的对外合作的经验和理念，采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三位一体的模式，寻求更多发展机遇，共同推进升级版的经济全球化。
中日双方都应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日贸易的大幅增长已经不再可能，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内需在快速增长，中日之间的分工模式正由过去的垂直分工逐步演化为水平分工，这导致日本对华贸易和直接投资都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在水平分工格局下，中日之间过去通过降低关税来促进出口、扩大贸易额的获利方式，今后会朝着共同获益的方向发展。未来中日两国将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人工智能、养老健康等领域，不断开拓第三方市场，以此实现双赢、多赢，这很有可能将成为中日合作的主流。
第二，积极探寻契合亚洲洲情和实际的先进适用模式，坚持不懈地推动高水平的中日韩FTA（自贸区）建设。
众所周知，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有不同主导方发起的多种自由贸易安排，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及中日韩FTA。比较而言，曾经是美国主导、现在被日本接棒的TPP是激进模式，一定程度上旨在边缘化中国；RCEP则是由东盟主导的渐进模式，中国居间回旋余地相对较大，进退自如；中日韩FTA提出至今已历经年，但受制于政治因素，目前仍处于非常尴尬的无限期停摆阶段。
TPP看上去虽好，但未必适合复杂多变的亚洲，美国退出之后，日本能否真正带领其余国家继续推动尚不可知；RCEP只是一个很宽泛、很浅的自贸协定，深度和高度都十分有限，其核心还是人口及GDP都占到80%以上的中日韩，其对于中日韩事实上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仓促之间达成的中韩FTA其实质量不是很高，对日本的影响完全是无关痛痒。此外，也不应人为地把TPP和RCEP对立起来，强调其背后的主导因素，而应尽最大可能、尽最大努力引导亚洲国家去追求更适合亚洲的自由贸易协议。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在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的谈判中，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大国不应放弃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应完全交由小国来主导。中日两个大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寻找契合亚洲洲情的先进、适用模式，优化区域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促进区域内的相互投资，释放区域内潜力巨大的市场需求。
尽管很难，但中日两国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推动FTA谈判。这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高瞻远瞩，拨开迷雾，摒弃成见，形成合力，克服各种技术性障碍，让韩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启动长期处于深度冻结状态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建立一个契合亚洲实际和洲情的高标准、高品质FTA。相信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国有企业、环境和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都是阶段性的，都会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推进而逐步得到解决。
第三，借助亚投行与亚开行的国际多边平台，开展若干涉及“一带一路”领域标志性项目的融资合作。
成立并正式运营仅仅一年多时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了17亿美元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基础设施领域。
据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亚洲发展中国家2016年到2030年基础设施建设需投资26万亿美元，即每年1.7万亿美元。为此，尽管在业务重点、区域涵盖、地缘和经济互联性等方面具有较大不同，但笔者始终认为，亚投行是对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制进行的“增量”改革和有益补充，与亚开行等现有区域性金融机构不存在整体对立关系，将是互补、合作与竞争关系，可并行不悖，亚投行与亚开行彼此完全有条件回避恶性竞争、实现合作共赢。面对区域内明显供不应求的基础设施改善需求和融资需求，广袤的亚洲地区完全容纳得下更多的开放性金融机构，集众资、集众智方能成大事。
当前，亚投行有必要加强与域内金融机构特别是亚开行的协调合作，投资于亚洲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在高铁、能源、环保等方面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致力于改善区域贸易和投资的软硬环境，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不断深化。
为体现这种合作的诚意和示范性，中日两国有必要按照“精简、廉洁、绿色”的原则和目标，发挥各自在亚投行与亚开行的影响力，借助于这两个国际性重要融资平台，在有效管控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风险，并稳步提高收益率的前提下，选择若干有影响、标志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通过增量改革措施，打破长期以来被政治因素严重影响的双方经贸合作的僵局。
第四，努力改善中国营商环境，引入更多竞争性政策，吸引更多日本直接投资。
大多数日本商界人士认为，中国依然是日本最大、最重要的投资市场，但不是最适合的投资市场。投资者对正常的市场风险并不担心，最担心的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很多日本投资者对中国的信任度下降，投资踟蹰不前。
近几年，中国消费者大量赴日暴买，反映的是中国供需结构不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重欠缺，特别是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安全的需求，值得重视。这也恰恰是两国未来合作的重点，需要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来华投资，满足中国消费者对于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这一切，又迫切需要中国加快改善投资环境，引入更多竞争政策，而非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产业政策。后者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容易变成寻租政策，并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严重后果。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转换思维方式，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和服务业而言，光是开放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规则和标准方面，真正与国际惯例实现有效对接。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准入容易，但基于规则的对接是一个比开放难度更大的事情。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 王军）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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