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的观点只有一个:丝绸之路上的跨国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性,是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正能量、正资产,而不是大家印象里的负资产。
不论我们怎么理解早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总会有两种思潮:一种认为丝绸之路是传统视野下大国主导的；而另一种认为丝绸之路是全球化视野下多元性主导的。在我国,有关区域性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更多观念还是局限于区域性层面。
尽管今天我们对于早期的丝绸之路的认识和理解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解释,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从当下的视角看,丝绸之路是众多的民族和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一起构成的多样的通道。这应该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古代丝绸之路对今天“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价值导向的一个最基本的框架。
所以,我要说的几点大概是这样:
其一,多民族和宗教的并存,多元的文化和各族各国人民的多样性,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本现实条件。德国历史学家在19世纪的中后期提出来的丝绸之路的这种概念,本身想强调的并非是那些古代强权国家一家独资,构建起来的东西方的陆上通道,而更多地反映众多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这才是丝绸之路运转的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多主体的、动态的过程,而非“一言堂”的结果。
其二,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很多人都强调,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的丝绸向西贸易的通道。这个主体是从中国出发的。但是其实总体而言,中国要维持的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个相对平衡和共建的关系结构,而非大国主导话语下的关系结构。只有在各势力范围交界点上形成的贸易城市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和平的状态,才能维持东西方之间陆路上长距离的商贸通道的建立和繁荣,这也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根本原因。
在我看来,这种繁荣未必是汉朝或唐朝级别的强大政权的控制就能实现的。由此,对于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在发展中亚地区时,更多要依赖当地的国家和人民。贸易有助于维持持久的和平,这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向心力。我们应该回溯丝绸之路早期的历史,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贸易关系和结构。
其三,关于早期丝绸之路兴衰对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有什么理论上的帮助和指导?我的想法大概如下:第一,建立合作框架,虽然此前提到的多边合作中会有冲突,但不管怎么样,磨合的过程中能够确立缔结谈判条约的方式,通过外交的形式,能建立起一个多边的国际体系来。这个协商框架相对于强权和妥协而言明显要温和得多。第二个,在这个磨合过程中,中国的主导地位是“做”出来的,而非“说”出来的,这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投入。
第三个,积极维护沿线国家的独立自主政治建设,保证沿线的多元性,不要让“一带一路”成为大国间的角力场。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联)
责编：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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